学习人种学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主要是受到当时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法学等科目，就已经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国家取缔。所以，我再钻研人种学，高考也一点用都没有。
钻研音乐理论呢？音乐学院倒是有，但是考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必须考钢琴。光这一条，我就不合格。所以，专注于音乐理论也不能作为我升学的敲门砖。但是，当时的我不管那么多，因为真的是爱好，加上觉得自己家里条件还行，所以对升学不是特别重视。因此，对人种学和音乐理论研究才投入巨大精力。
在音乐方面，，他也是和我关系最密切的老师之一。我初二开始自学五线谱、小提琴。还从校乐队借了二胡、秦琴回家自学。
高一下学期，王老师给乐队买了两把吉他，交给我和戚文魁回去学。他找的人也对。戚文魁当时可以在长影找到老师。我则跟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一位印尼归国华侨学了一个月，算是得到了古典吉他启蒙。后来，还断断续续弹到现在。
高二时，为策划组织学校文艺节目，我还自学了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的“四大件”教材：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乐器法，也开始尝试作曲。后来，还写过四声部合唱、管弦乐合奏。几十年后，，高路加是附中在校时唯一作过曲的学生。
当时，我们同届校友举办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因为他曾给在广州高校任教的我来信，讨论高校音乐教学问题。我也回长春登门拜见过他。
我在自己工作的学校，曾受命负责创建艺术教研室，当时的首批教师只有两位音乐老师，一位美术老师。他们就是最早在学校开设艺术公共课的老师。我则开设过公共选修课《世界民族志之民间音乐歌舞篇》。这集中了我长年积累的全部最熟悉的知识和素材。
在附中的时候，每次我给节目提出创意，王老师总是立即授权我全权负责实施。我给学校策划的主要节目，有民乐合奏加女声伴唱的《非洲鼓声》（我自己打三个鼓），还有拉场戏《闹碾房》（同时，我打竹板并指挥伴奏）。这两个节目，在我高三时放在同一晚会演出。《闹碾房》是上半场压轴戏，《非洲鼓声》是全场压轴戏。晚会散场后，陆康宁说：“今晚，你是最时髦的人。”一群低年级女生在器乐室围着我问长问短，我认得的，只有孙晓玲。几十年后，张子彬老师逢人便讲我打鼓的往事。而校友们一提打鼓，就知道我。
后来，张子彬老师任命我为广州附中校友会会长，至今退休不了。我上任后召集第二次活动时，一位女生一进门就问：谁是高路加?我说是我。她说哎呀，变了。问她怎么认识我？因为我从未和低年级女生打过交道。她爽朗地大声说：我崇拜你啊！
（高路加旧照）
讲到文艺节目，同学肯定还会想到《亚非拉歌曲大联唱》。这是当时全市汇演的一等奖得主。此事是我班上了旧版附中大事记的唯一事件。
徐志辉同学在回忆录中称我为导演，后来，我更正为策划。
此节目全面发挥了我的所长：民族学，亚非拉音乐，吉他，绘画。歌曲全部是从我自己收藏的歌曲集里找的，化妆造型都是遵照我画的世界各国人物形象，伴奏乐器人员都是我从校乐队里一一选出的。小提琴有鲜于景林、王玉璋，手风琴是慕绥新，黑管是上一年级的，，王博打小鼓，我弹吉他。在全市汇演时，那会儿外校还有人问，这些人真的是外国人吗？
在排练过程中，、张子彬老师、李福昌老师等都给予了我极大关怀和帮助。在主要演职人员总结会上，王老师特别说到，如果设综合奖，非高路加莫属。
在前面讲的那次校内文艺演出中，我还参加了第三个节目：军乐合奏《游行进行曲》等两曲。王老师和我配合，分别打大小军鼓。所以我成了万金油，哪缺补哪。而在附中文艺活动中的经验，也是我后来能有底气担任广州大学老干艺术团团长的原因。
（高路加近照1）
提到李福昌，他其实是我的语文老师。他教我语文时，是我作文成绩最好的时期。好到什么程度呢？全学期的作文分数基本上没下过九十分，甚至有时候高达九十八分。
李老师要学生写读书笔记，摘录佳句，而我摘抄的是印第安人种学，李老师也没批评。我平时阅读更注重积累知识，尤其是和人种、民族、语言、历史、考古等有关的知识，向来不愿耽误时间背诵诗歌散文。这可能是我至今写文章都缺乏文采的原因，。
其实，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是我初三时的老师魏大久。据说，魏老师是从四川引进的资深名师。他十分敬业，由于极为认真，因此讲课显得很辛苦。有一次，我在课堂偷看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被老师发现没收了，他当时很伤心。我大受触动，回家后主动写了份发自内心、比较深刻的检讨书。魏老师阅后，在课堂上夸奖了我。后来有一次，魏老师要同学们就某个问题辩论，要我当评判人，说：高路加是最公正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触动。既然老师这样评价我，那我凡事就要力争公正。公正，成了我一生的做人准则。
（高路加近照2）
因为为组织班级和学校文艺汇演投入了过多精力，同时，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史、语言、考古等内容的书刊。所以，我对数学的兴趣逐渐下降。数学，包括其他几门学科的成绩也有所退步。
上了高三，有次上体育课，常万林校长就把我从队列中喊出，在操场边跟我谈话。他一开口就说：“听说你的思维比你姐姐还要强？”我说：“也未必，我姐姐的记忆力就比我强。”这是心里话，我现在依旧认为，我姐姐的脑子比我灵多了。
当年，我姐姐因我父亲的极力主张，报考了北大化学系，还作为应届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代表新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同台讲话的，还有我父亲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同乡周培源教授。总之，常校长的意思，是要我不要浪费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潜力，争取用更好的成绩结束高中阶段。
但是，常校长也已意识到为时已晚，我离开主流道路已太远，剩下的时间已不足以挽回。最终，高考我报了数学系。高考时，第一天我还迟到了。当时，张子彬老师站在我位置旁着急，一见我来，他担心的脸瞬时化作满面笑容，还夸奖说，高路加锻炼有素。
（张子彬老师照片）
张子彬老师对我一直都十分赏识。在我们毕业四十年聚会前后，我每次回长春，张老师都召集校友艺术团骨干小聚。聚会时跳舞，每次都还推荐学校里的年轻舞蹈老师做我的舞伴。后来，他又指定我担任广州校友会会长，一直不许我辞职。在学校四十周年校庆校史展览中，校友照片墙上也有我的照片。为此，我还感到受宠若惊，惶恐不安。
最后，我虽然考上了数学系，但因为觉得学校不是特别好，所以，还常常觉得辜负了关老师、聂老师，高中班主任、也就是物理老师张国华，还有常校长的栽培和期盼。
不过，。我的教学方法、教学语言，甚至教态，都完全模仿关老师。在这方面，做了关老师的传人。
在做山村中学教师时，我索性全心全意钻研我爱好的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心无旁骛，，高校开始重视自学成才、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能够成为一个稀有的有充分准备的幸运儿，考上民族史研究生。
我考上第一届研究生后，还收到过自己学生的报喜信。当初，我当班主任的班级，先后两任一男一女学习委员双双考上大学，而且，是全县的第二，第三名。如此，关老师得知，相信也会感到欣慰。
后来，我撰写硕士论文，主要靠的还是我考研前的读书笔记。也因此，能够提前一年完成论文写作，并在全所18名研究生中率先答辩，得到“有突破性成果”的最高评语。
再往后，当我到了广州，还曾在中山大学一位世界史教授家里巧遇初二时的地理老师陈吉庆。我说，陈老师，您还认识我吗？我是高路加。他马上脱口而出，高路加，好学生。我讲了他讲小黑人给我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说，他现在在河南大学从事日本阿依努人种学研究。现在看来，我们算是殊途而归。
写了这么多，其实看官都能看得出，我毫无把自己塑造成“高大上”之意。只是实话实说，怀念自己当初在附中度过的人生。而我在高二之后走的那条脱离主流的路，也实在不足为训，无推广价值。在这里，唯愿附中越办越好，愿附中学子一代比一代优秀，同时，也愿附中所有的教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注：本文为上期高路加作品《老师与我（上）》的下篇，内容经编辑整理修改，大家戳文末阅读原文可品读上期内容。文中高路加照片由作者提供。在此，一并感谢作者高路加、志愿者赵洪克，。
欢
迎
关
注
附中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