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杞县于镇高中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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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镇高中即杞县第一高级中学。我的家就住在高中不远处，，旧的于镇食品厂后为于镇戏院的东临第一家。我们家的宅子旧址曾是明清时期的关爷庙所在地，大约是从高祖一代，祖上从于镇东北8里外的李家寨即现在的荆岗迁居而来。我们这支李姓的辈分，相近的五辈仍是和荆岗的李姓玉、昆、存、继、元相一致。据说，我们这支李姓是明末领袖李自成帐前谋士李岩的后代。后来，也许是科班学习了历史的缘故，我这个“继”字辈高中前曾取名李继勇的李家二少，宁可说自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老子李耳的后代。再往古时候推，李姓在上古黄帝时代本为理姓，源自理氏，理氏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出自黄帝的孙子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皋陶，属于以官职名为氏。春秋时期出生在古涡河岸边的李家老祖宗老子，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说:“李就是我的姓”。李姓由此而来。

在于镇高中，李姓的后代李宗德曾担任过高中的校长，在高中任职过的姓李的老师也有李道文、李昆岗和我的父亲李存忠等。

我的父亲是“存”字辈的，比高中时代的数学老师李昆岗低一辈，与我高中也曾是荆岗初中同班、现在县农行工作的李存红是同一辈分。父亲的名字李存忠，看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就知道这个名字是千年古圉当地饱受儒家忠孝思想浸淫的象征符号之一，如果时光穿越到今天的这个时代，“忠”字当改为中原的“中”也即中庸的“中”字，其实“中”字也是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的集中体现。“存中”之意较之“存忠”则更有些哲学的味道，不偏不倚，道法取中。自古没有儿子给老子改名的道理，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

不知父亲是不是于镇高中毕业的，他是4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那时考中专不知是从初中起步还是高中起步。父亲说起来也算是一个刻苦的学子了，他跟随先辈逃荒到镇上，在古庙的旧址上搭屋而居，赤贫之状可想而知。父亲的刻苦可从他6岁开始自学书法、饭后将筷子的一头倒过来在地上写写画画看得出来。他考上开封的中师，只是让他得到了在于镇（圉）北村小学当个小学校长、后来轮岗到常庄、梁庄、荆岗三所初中教书的岗位，而对于书法的爱好和特长，则不仅让他得以从初中调到了于镇高中教务处做些刻写试卷、题写宣传标语的工作，还让在大约1992年50岁上下的那一年被浙江宁波的一所特色高中引进过去，由于他带的书法班学生升学率高，他不仅被被评为了“全国优秀书法园丁”，还因为自己的书法作品参加各类国际国内书法大赛获奖而取得了加入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的资格，到达了他这样的一个寒门学子所能走到的最远的距离。等他60岁退休的时候，学校要继续返聘他，一个民办的万里学院也要高薪聘请他，但他坚持回到于镇家乡来，用每年在浙江退休取得的差不多是高出河南同级一倍的五六千元工资，自费创办了文姬豫剧团和文姬书画社。如今76岁的父亲仍不辞辛老地忙碌着他的书法事业他的豫剧爱好。前不久，于镇高中1997级毕业生返校聚会，还请他题写“励”字之石，立于高中进门内左侧的梧桐树下。

我，作为一个父亲为教师、母亲为农民的后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半教师半农民家庭。我们兄妹五人，兄长和大妹都是于镇高中毕业，兄长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二胡，考上商丘戏校二胡专业，，算是承续了父亲的特长。我作为李家二少，1980年至1983年间在杞县第一高级中学也即当地俗称的于镇高中，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在家门口的高中念书，既在故乡，又在母校，从小在高中玩耍，对高中平添着一种特别的感情。

与高中这所学校的故事真是说来话长。

我的小学是于镇高中南墙外省道对过的圉北小学，初中念过3所：圉北初中、常庄初中、荆岗初中。那都是随父亲工作的调动而随之变动的结果。在常庄初中，父亲晚上给我讲作文，还跟着父亲在老师大伙上做饭学会了擀面条。在荆岗初中，我与李存红一个桌，一直到高中我俩仍是一个班，一直玩的很好。

对于高中，最早的印象说不准是从何时开始的了，在以176分考上于镇高中之前，与高中还有过一段难解难忘的少时缘分。

那时，在高中院内西北方下坡处，高中创办有一个附属的初中部文艺班。我的父亲是文艺班的二胡教师，长我三岁的兄长在文艺班学拉二胡。当时父亲也逼着我学拉二胡，大概半年多的光景，我就再也不想学了。不仅二胡不想学，就连上学也是了无兴趣，经常逃学。于是我经历了好几年与同时父亲和母亲“两线作战”的状态，厌学、逃学、直到后来被母亲痛揍一顿后离家出走，辍学在家大半年的样子。辍学期间，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干活，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小小农民。那时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

我二胡没有学成，兄长在父亲的认真调教下倒是学成了手艺，后来考上了戏校二胡专业。在高中文艺班的那些时光，二胡、板胡、小号、大号、梆子、笛子、手风琴、小提琴，还有专修豫剧演唱的学员们经常排练《朝阳沟》、《人欢马叫》、《小二黑结婚》、《卷席筒》等豫剧名段名剧，耳濡目染，至今仍可以哼上几句。多年后爱好唱歌的习惯告诉自己：也许当年父亲让自己学唱戏会比让学二胡更适合一些。我最喜欢唱的要算是民歌了，目前在5000多人的安徽出版大集团几十个人的合唱团唱高音部，也主要是得益于自己的一口好嗓子。就连后来让女儿学拉小提琴，也多与少年时代在文艺班所受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有丝丝缕缕的关系。据说，我的母亲年轻时也曾在县豫剧团唱过豫剧。如今76岁的母亲仍还经常在父亲创办的文姬豫剧团里唱上几段。前不久县里拍微电影的小汤会长到家里拜访二老，还给母亲拍了两段唱曲的视频呢。

高中留给我的印象除了文艺班，就是现在仍立于门内北侧的那口铁漏式大钟了。当年这口大钟的位置还摆放在学校正中心上坡处离后父亲在教务处办公的地点南边几米处，这口大钟的形象深深刻在多年后的脑海中，还考证过它的来历出处，当年它的“当当当”“当当当”连续三下六遍十八响的钟声，历久弥新，在童年便已熟悉的耳畔虽渐行渐远，却越发清晰起来，越来越像少时家中屋檐下那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0多年前的高中，院墙是半开放的，进出管理也没有今天的严格，小时候下地割草归来或逢上星期六星期天，常常和小伙伴们钻进高中西南角院墙外的地下防空洞玩耍，有时则是到高中教室的木质房檐下掏麻雀窝。有一次，劳动课放学后到高中院里玩耍，就在大钟附近，一个前城村在体育班学体育的调皮哥逼着让我用铲子铲什么狗粪，正巧被哥哥路过看到，发生冲突，在院内靠东南半场的篮球场上，兄长一对四和他们打了起来，最后我看到哥哥要吃大亏，有一个参战者拎半截砖头要偷袭兄长的后背，情急之下，是自己手中的那把小铁锹发挥了作用，拍向拎砖头者的后背，为兄长解了围。那时我们都还是十多岁的孩子，等过几年我们长大了些，大家见了面心照不宣地嘿嘿一笑，谁也没有再提当年的那茬子事。后来等我念了高中，我还和这个拎砖头的老兄一个班，还都是班里的先进呢。用当时校内来自集镇外的同学们的说法，这是地头蛇碰上地头蛇，硬碰硬，打打闹闹之后双方也都没有再找茬，也都没有记仇。这件事，算是小时候自己无意中给哥哥闯下的一个最大的祸吧。哥哥力量头大，是镇上同龄人中最有劲的一个吧，听说爷爷当年也是镇上最有劲的一个，别人两人抬的石头，他一个人可以挑两个，饭量之大吃烧饼可以吃从手腕到肩膀摞起来的一沓子。大饥荒年代因为饭量大被饿死了。

我念高中是从荆岗初中考上的，1980年的入学分数是176分，刚刚过线。高中时代教过我们的代课老师有（排名不分先后）数学老师柳文灿、张国会、李昆岗、语文老师张守纪、英语老师李霄岭、化学老师李道文、地理老师程维和、历史老师张守领等。这些老师对我都很好，也许是我虽有几分调皮却也比较爱问问题的原因吧。后来也许是因为父亲也是校内的老师，与他们都是同事，也许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是那一代老师普遍都有的敬业和蔼和尽职尽责的精神。

不能勤学，就要好问，不会的问题就去找他们请教，尤其是我的理科课程较差，像数学的化学的什么我都是下了晚自习还跑到老师在学校的卧室去请教。像张国会老师对我这个后进生就特有耐心，多次下了晚自习，跑到张老师在学校最西南角的卧室，代数题是一道一道地问，张老师是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讲，那种耐心至今想起来都感佩不已。我是绝没有这种耐心的，有时念小学三年级的女儿问数学题，一有点卡壳我就没有耐心了，“去，问你妈去”。2014年在故乡举办的一场文姬文化研讨活动，还邀请国会老师参加了呢。

我是注定一辈子也当不了好老师的。不过，将来还是有一个愿望，就是十年八年退休后能结合自己写作的《于镇历史》、《文姬故里圉城传奇》等，给未来的高中学弟学妹们义务开一门这样的课程，就像当年西方的康德一直在自家的小镇上做一个高中教员那样，在小地方小课堂讲一讲大思想大历史。

另一位语文老师张守纪，长得干净帅气，衣着一直很讲究，印象深刻，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一次次作文课上让我读作文习作，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现在想来这种鞭策对自己的语文学习鞭策很大。

英语老师李霄岭，一口流利的口语，单词在他口中说出来像听录音一样清晰，在他的口语课堂上，也曾经被点名朗读过，不过自己的英语口语实在不敢恭维。道文老师大帅哥一枚，有时与其是听他讲化学方程式，不如说是在欣赏他脸上棱角分明的曲线。维和老师既是地理老师有时班主任，他的办公室去的就更是多了。守领老师讲历史从来不要讲稿，后来我学习了7年的科班历史后，觉得他的学生我也能够脱稿讲史。读史百遍，已了然于胸，历史事实就那么多，记熟了真是不需要讲稿。

其他像柳文灿老师，一点也没有校长的架子，爽朗的大嗓门嘿嘿一笑让你有时觉得他不是你的老师，而是你的朋友甚至是长辈，和蔼可亲，润物化雨。后来他退休后住在洛阳他儿子那里我们还常常通通电话。

最后一位想重点说说的，是我的几何老师李昆岗。他虽然嘴角长得稍有点歪歪的，但心眼却一点也不歪，耿直起来让我这个辈分上比他晚两辈的同一老李家也甘拜下风。有一次上课，由于我提前预习了，李老师本想做启发式教学的计划一次次被我频频接话茬所打断，李老师一脸愠色，“你能，下节课你来讲吧！”最后我替他“代”课一个礼拜，李老师才算饶了我。几堂课“代”讲下来，全校学生已是指指点点，出了教室便被同学们暗言暗语：“看，这个就是被那个逞能的被老师罚讲的那个谁谁！”校长赵宏盘老师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勇气可嘉，但方式欠妥。从那以后，李老师的课我再也不敢接话茬了。其实，我的数学课一直不好，高考时120分的卷子我才得了80分，严重拖了后腿，其它各科高考成绩都在80分以上，高考总分488分，排在当年全校文科第二名，比第一名念南开大学的那位程同学少了7分。我本该复读的，全校高三六个班，一个复读班，五个应届班，我是五个应届班中2个预选上的应届生之一，如果再复读一年，那应该会考个较好的学校。后来在河南大学四年以全年级134人总分第一毕业的成绩证明，当初真该复读一年的。其他不少考上的同学可都是复读了3年5年的啊！

我的高中时代，就在1983年的那个褐色的5月以这样的结局给结果了。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差不多偷偷哭了一个多小时。想过复读，但家境贫困，不忍心再为母亲增添负担。

那年的高考，我们是到县城五中去应考的。考前还给自己放松了一下，看了一场电影。临考状态非常之好，凡是平时会的题目都做出来了。最遗憾的，还是数学一科。那都是自己初中贪玩，基础没有打好的惩戒。后来听说李昆岗老师的儿子考上了北大，感慨不已！要是我能有这样一个教数学的父亲教师，说不定我也真有考上北大的希望呢。大学毕业考研时，一直想报考的就是北大历史系，后来的考研分数本也是够线的，却最终因为胆小没有敢报。本科阶段与好学校无缘，对于一个当年离家出走、逃学辍学的浪子来说，能读个本科也算是一个较好的结局吧。毕竟，自己的学历超过了中专学历的父亲和兄长。

初中时心气过野，读书像被受刑一般难熬，被母亲痛揍，到几家亲戚以买书的名义撒谎“借”了二三十元后，便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了，独自在开封游荡了3天，后来被兄长找回。在家“务农”大半年后，又继续上学了。那年，约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后来，17岁考上大学，在大学里是年龄最小的，1990年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才24岁。家里困难，压根就没想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某省直事业单位，从事编辑出版行业至今。从河南到上海，又到安徽，这些年仍一直也没有安分下来。像小时候一样。

高中在家门口，平时多是回家吃饭，为了节约时间，每天晚上十点熄灯、早上5点起床，自发自动，雷打不动，念早自习是班里最后一个回家，一路小跑，饭后返回学校的路上背5个单词或5条成语。每天下午放学前必打一个小时的篮球，晚自习中间必走出教室在操场跑步20分钟。学习方法上几乎做到了科学的极致。初中没有好好学，浪子回头之后，超乎寻常地快学巧学，一年多一点眼睛就近视了，母亲给了40元，独自跑到郑州配眼镜，1981年前后两年都被学校评为优秀三好学生，至今保留的一张珍贵的照片里，有校长赵宏盘、高中同学李存红、郭平、邻居梁行力等。

家门口的邻居们至今都没有弄明白：小时候的调皮鬼捣蛋虫咋像换了个人似的呢！说真心话，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弄明白，高中时代便匆匆结束了。虽一气呵成，却遗憾多多。

高中时，镇外的学生在学校就餐，都是背着红薯干、玉米或麦子交个学校大伙换成粮票，那时学校食堂的所谓“菜肴”，多是咸水大白菜或盐水白萝卜，我央求母亲偶尔也交点粮食，下雨天好在学校吃饭，玉米面馍加咸水白菜算是最熟悉的了，大雪天蹲在地上，三五个围在一起，吃的热火朝天。偶尔向同学蹭点豆酱、萝卜干或辣椒油、芝麻盐之类，都算是上佳美味了。

至于住的，家在镇上，舅舅们在我念高中时专门给建了一件茅草屋当做书房，屋内除了一个预制板的书桌、一盏煤油灯，就是一个由麦秸杆缝在布里的铺地地炕，学习条件虽艰苦了些，可比起镇外住校的同学，毕竟还是多了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自由支配作息时间。家中院里栽种的美人蕉，红彤彤的，陪伴拼命三郎闯过了火一般的高中岁月。

“有志者还须是忘我的奋斗者”、“农村的孩子除了考学别无出路”，这两句话醒目地写在茅草屋的土墙上，成为自己高中时代的两把励志的利剑，无论刮风下雨，三九寒天，晚十晨五铁打不变，使我得以用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般人4年5年才能走完的路。升学！升学！升学！农村的孩子除了考学别无出路！

我们那一届毕业的高中同学，如（排名不分先后）程慎生、乔文英、黄继恒、王乐新、刘学新、郭平、赫兴旺、李昆霞、李存红等，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有厅局级干部，也有大学教授，有企业家，，他们虽然从事的行业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怀念和热爱自己的高中母校，盼望母校将来能建一个校史馆或图书馆，母校的毕业生能建一个校友会（已与孟昭阳等校友在推进建立），将来为母校、为文姬故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一点校友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人在江淮，思念故乡。2018年的第一场大雪封门，周末躲在集团19楼的办公室里，零零星星记下这些，日后再进一步补充完善吧。此文专为于镇高中校友会而作。

作者：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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