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 | 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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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回来一次，一次待这几天。
2014年2月6日 星期四 大年初七
新屋我来住之前，一直都是父亲在住。他的红色小收音机、喝水的瓷杯、装瓜子花生的盒子都在这里，地上打胰岛素针用的棉签也是他扔的。过年回来的这些天，我一直在这里看书写作，他怕影响我，就回老屋住去了。有时母亲会过来，见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就说：“你真坐得住。”她手上提了一包装满雪饼、苹果、橘子的塑料袋过来，怕我饿了可以拿着吃。袋子一般我都没有动过，上次放在哪里，现在她来的时候还放在哪里。她看了看袋子，又看看我说：“以前蛮爱吃的，现在都不大吃了。”她又拿起电视桌下面的开水瓶，打开瓶塞看看，说这水冷了她再打一壶来。有时她坐下来打开电视，声音开得极小，我说：“开大点儿。”便放下书，跟母亲一起看一下午电视，我们都爱看《老有所依》，一起感慨一起唏嘘。坐久了，她说：“这屋才是冷！”转头跟我说：“你要加一条毛裤，莫感冒咯。”
晚饭我们在老屋吃完后，父亲都会先到新屋来，他要再一次给自己注入胰岛素。屋外细雨蒙蒙，他打着手电筒走在水洼处处的路上。我洗完脚、刷完牙过来，上楼的时候就能听到电视机大大的声音，走到没有安上门的房门口，电视在放着新闻，父亲歪在沙发上张着嘴睡着了。我拿起羽绒服给他盖上，他又懵懵懂懂地醒过来。我说你去睡觉吧，他双手坐在屁股下面，身子坐正：“我要看看天气预报。”我坐在母亲下午坐过的小椅子上，跟他一起看新闻。他看看又歪着歪着睡着了，鼾声小小的。头顶的白光罩在他戴着帽子的头上，脸的一半白蜡蜡的，一半在阴影中。我手拍拍他的膝盖，他都没有反应。天气预报说寒潮来势凶猛，全国各地大面积降温降雪。父亲这时醒了过来，眼睛看着我：“你几时走？”我说了出发的日子。他愣愣地看着我：“等你再回来，新屋就装修好了，你回来就可以住咯。”说着站起，从盒子里抓起一把瓜子，拿起手电筒往外走，“你早点困，莫搞得太晚咯。”
有时候哥哥也会过来，他坐在父亲坐过的沙发上，抽烟发愣，电视会换到钓鱼频道或者体育频道。我也会放下手上的书和要写的东西，陪他坐着一起看。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着，我看看他，他看着电视。夜晚寒气更重了，窗玻璃上雾蒙蒙一片。地上的烟头也越来越多。嫂子有时找过来，脸上有怒气，肩上背着装满东西的提包，向哥哥要车钥匙。哥哥问她要干吗，嫂子说给钥匙就是了，哥哥把车钥匙给了她，她拿着转头就走。我问：“你们又吵架了？”哥哥说：“这几天都在吵。”我们又陷入沉默之中。看完一个节目，他又站起来，看着我：“我回去咯。”我说好。他的脚步声比父亲的快了很多，很快耳边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了。
大部分时间里，新屋只有我一个人。堂屋、二楼、三楼、阁楼，它们都等待着开春过后的装修，铺上防滑瓷砖，刮上腻子，涂上白漆，而现在它们裸露着粗粝的内里。在房间里坐得久了，我就楼上楼下转悠，父亲和盖房子的师傅们一点点把它搭建了出来，我没有见到这个积累的艰苦过程。放在墙角的木架子，堆在阳台上还未拆封的水管，铺在堂屋的细石子，它们沉默地存在于此。再过一年，我不会见到它们了。刚回来的日子里，我在新屋里走动，父亲跟在我的身后，我走到哪里父亲讲到哪里，说这个的价格那个的用途。我像是客人一样。晚上睡觉，风吹动新屋哪个角落，会传来类似于人走动的声音，我常常会吓醒。我强迫自己分析这个应该是什么响动，但是恐惧之心还是不能完全消去。
老屋已经够老了，屋顶上的瓦残缺不全，墙壁上的裂缝日渐扩大，我童年时代的涂鸦也模糊不清。我坐在堂屋的长椅上，看着它的一点一滴都在崩塌之中。随着新屋的盖成，它不会再被劳心劳力地修复和装饰，它将一点点地破败、积满灰尘。我常常在老屋里转悠，从灶屋、堂屋、厢房到楼上阳台，明年这个时候它将不会再住人了。父亲已经把我在老屋睡的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搬到新屋来了，我会站在我那个房间发发呆，那里现在堆着杂物。父亲悄悄地进来，在我身后说，新屋里我的房间会装上吊顶，铺上木地板，给我做婚房用。我说你随便装修，我都可以。反正每年我也只能在住上几天而已。相处三十年的邻居，我们也将与他们分开。从我一出生，他们就在我的视野里生活着。每年我回来，他们都叫着我的小名。我叫他们这位爷那位娘的，他们会说我胖了还是瘦了。母亲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会站在他们的堂屋里，好好再看看这些我曾经玩耍的地方。他们跟我的父母一样变老了。
堆满垃圾的池塘边上，湿黑的柴垛茅草顶耷拉着，高低错落的屋顶后天空隐隐发亮。从老屋走向新屋的路上，那些红砖垒砌的小小茅厕几十年一直都在，路边的桑葚树修路的时候被砍掉了，一些人家拆掉老屋，在原有的屋基上重新置盖了三层新楼，一些人家的房屋破旧低矮房门紧闭，显见得是已经搬离去他乡了。没有狗吠声，也没有了鸡鸣声，麻雀从池塘这头的毛白杨上飞到屋顶上。路上碰到了好些我叫不上名字却又熟悉的老人，他们弓着背，慢慢地走着，眼睛细细地看我：“你是庆儿是啵？”我点头说是。“都这么大了，认不出来咯。”而有一些老人，我这一年回来再也见不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
新屋建在一片菜园中间，屋后的坟场过年时鞭炮不断，哀乐阵阵，一问母亲，村里又有老人去世了，花圈簇新地插在新立的坟头上。屋前的菜园栽着冬青菜、莴苣、包菜、菜薹，园子边上插着荆条，有老人在园子里摘菜，雨点在青青的菜叶上溅开。父亲说开年隔壁又有人回来盖房子，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孤零零的了。老屋三十年前盖的时候，也曾经是孤零零地立在长江大堤下面，现在你看前后左右都是屋子了。明年再回来，你看看，垸里又要多好多新屋。。父亲又说：“等你老了回来，住这个新屋几舒服的。”我转头看他，他在抽烟。很奇怪，平日里闻到烟味我退避三舍，父亲的烟气我却觉得颇为好闻。他问：“你是明天走还是后天走？”我说后天，他点点头：“路上注意点儿，这几天又是雨又是雪的。”我说好。不知哪家在放烟花，嗖一下，又嗖一下，，楼边的水泥路，一辆汽车的车顶凿开夜色，沙沙地擦着地面离去。
临行前，母亲已经把我带回来的衣服又重新洗了一遍，虽然我说自己已经洗过了，她还是说洗得不干净。我的包里塞满了她炸的鱼块、腌制的霉豆腐和干鱼腊肉。嫂子和哥哥过完年也要去上海了，侄子们留在家中让母亲带。为此，嫂子给母亲买了个手机，并存入我、哥哥、侄子老师们的电话号码。我教母亲怎么用手机，她拿着手机像是小学生，重复着我教她的步骤，父亲也凑过来，怎么教他们都觉得十分麻烦。我便把我们的手机号码抄录在本子上，字写得大大的，一个个让母亲看，问她是否看得清楚。母亲说记得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写上，手机里也存上，这样在外面人家问起，她可以把手机给别人翻看。她说起上一次骑三轮车从市区回来，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有手机，就不怕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我坐在老屋的堂屋里，再一次长久地看。我在这个屋子里出生长大，三十年来它已经老了。泡脚的时候，父亲、母亲都随手拿着小椅子过来，他们的脚跟我的脚一起泡在热水中。母亲和父亲的脚踝看起来都是干黄的，而我的年轻白润。泡脚的木盆也有好些年的历史了。堂屋的钨丝灯泡罩着一层灰，爷爷奶奶的遗像还是悬挂在堂屋正中牌匾的边上，有时候我从堂屋走到灶屋时，总感觉他们的目光追随着我。侄子们拿着玩具枪从房间玩到堂屋，又从堂屋奔到大门外。母亲让他们别乱跑，外面天冷，跑出汗又要感冒了。嫂子和哥哥在房间里说着话，我离开后的几天，他们给孩子们报完名，也该走了。
夜渐渐深沉，再一次，我要离开老屋去新屋睡觉了。母亲说，我陪你一起过去。空气清寒，阴云厚重，雪看来非下不可了。我说：“北京也下雪了，一百多天一滴雨都没有下，这次终于下了。”母亲说：“我忘了把毛裤塞到你包里去。”我说：“没事的，北京有暖气，已经说过好几遍了，不冷。”母亲还是不放心：“外面还不是冷。”我牵着她的手说：“外面是干冷，不像我们这边是湿冷。”手电筒的光照着前方的水洼，有雪粒子落下，砸出点点涟漪。我有点儿贪婪地呼吸村庄的空气，它夹杂着的气息，是泥土的，柴垛的，还是草木的，说不清道不明，但是等我离开后，它又会让我时不时想起。上到新屋的二楼，打开灯，母亲坐在床边，我坐在沙发上。她问：“票在啵？”我拍拍胸口的钱包说在。她又说：“出去说话做事要注意。”我说晓得。她站起来把我的床铺好，在上面拍了拍，拿起手电筒说：“我走咯。”我说好。她的脚步声非常轻，雪粒子敲窗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过了一会儿我手机响了，一看是母亲打来的。我接了，她在电话那头说：“我就试一下能不能打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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